OB视讯本号几天前也曾以【野朋友短讯】形式报道过此事，但由于篇幅较小，许多内容无法展开。今天在此基础上拓展一篇长文，希望能让大家更全面的了解该事件动态。

　　爪哇犀被认为是最濒危的大型哺乳动物之一，位于印尼爪哇岛的乌戎库隆国家公园（UKNP）则是现存爪哇犀唯一栖息地。由于爪哇犀栖身密林又性情谨慎，对它们的种群规模变化和生存现状很难做到实时观测，在过去十几年，印尼官方通过公园内设置的120台红外相机对爪哇犀进行个体识别，初步统计出爪哇犀的现存种群规模约为76~82头之间。

　　然而在过去3年中，有至少15头爪哇犀再也没被红外相机拍摄识别到，这令印尼官方开始警惕犀牛非自然死亡的可能。

　　去年11月，一组盗猎分子被当地警方抓获，其主犯Sunendi承认组织猎杀犀牛并出售了7只犀角，然而他并未承认共猎杀了多少头犀牛。此后的一系列侦破工作逐渐揭露了恐怖的事实——Sunendi团伙的另一名案犯坦诚，他们至少猎杀了22头爪哇犀，而除了该团伙的10人之外，还有一名本地男子Suhar组织的4人团伙也在猎杀犀牛，至少已经成功猎获4头。

　　对案犯家中搜查发现，盗猎分子不仅长期非法进入乌戎库隆实地勘察，也借助谷歌地球、youtube上的旅拍视频等手段掌握公园内信息OB视讯，此外，Sunendi还摸清了几部红外相机的架设位置，利用官方保护犀牛的设备搜寻犀牛踪迹。他们使用土制猎枪完成射杀，就地切割犀角，再通过两名本地中间人介绍将犀角走私到中国，目前印尼警方已经锁定两名中国买家身份。

　　换言之，两伙盗猎分子猎杀了现存1/3的爪哇犀。考虑到盗猎分子的作案时间跨度长达5年，期间也有犀牛幼崽被发现，爪哇犀种群应当也有动态恢复，但爪哇犀繁殖效率并不高，5年内猎杀三分之一的个体依然足以对爪哇犀构成致命性打击。骤然而来的盗猎噩耗凸显出的印尼爪哇犀保育工作的诸多不足，更可能深刻地影响这一物种的保育前景。

　　历史上的爪哇犀曾广泛分布于印度东部、中南半岛各国、我国西南部和印尼群岛。在过去几千年中，爪哇犀受到强烈的栖息地破坏和猎杀威胁，其印度亚种（Rhinoceros sondaicus inermis）已于上世纪初灭绝，残存于越南吉仙国家公园的越南亚种（Rhinoceros sondaicus annamiticus）最后一头雌性个体于2009年被猎杀继而宣告灭绝。此后，印尼爪哇岛上的乌戎库隆国家公园即成为该物种最后的栖息地。

　　乌戎库隆位于爪哇岛最西端毗邻巽他海峡的狭小半岛上，其正北侧60公里处即为著名的喀拉喀托火山残骸。该火山在1883年猛烈喷发后崩解为3座小岛，但火山锥又在数次喷发后重出海面，新火山被誉为“喀拉喀托之子”——阿纳克喀拉喀托（Anak Krakatau）。

　　1883年的喀拉喀托猛烈喷发事件引发的海啸曾彻底摧毁了乌戎库隆半岛生态，无情夺走当地36000人的生命，而今天的阿纳克喀拉喀托火山同样异常活跃，最近几年都有较强烈喷发。我们无法推测它何时会再次成为引发区域性生态灾难的“杀神”，但几乎可以肯定，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洞悉了环境背景，我们便不难理解印尼爪哇犀保育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这是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时间游戏。按照印尼政府和国际保育组织的规划，爪哇犀的保育应当首先确保乌戎库隆的种群平稳恢复，再选择健康成年个体异地重建“备份种群”，当乌戎库隆无奈成为爪哇犀最后的栖息地时，这样的挑战就愈发急迫。

　　然而，印尼的爪哇犀恢复工作自始就困难重重。1883年的火山喷发已将原本的犀牛种群抹杀殆尽，今天生活在此的爪哇犀是1883年后少数重新迁入的犀牛个体的后代，其种群恢复面临严峻的遗传多样性挑战。爪哇岛亦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高强度人类活动挤压下，适宜爪哇犀生活的区域仅为300平方公里左右，其中相当大面积受到外来物种砂糖椰子（Arenga pinnata）入侵。

　　1967年印尼官方对公园内的爪哇犀进行初步统计时，只发现25~30头爪哇犀，此后虽然投入大量人力、资金进行保育，但爪哇犀种群在80年代增长到50~60头后，恢复速度明显减缓甚至一度出现倒退，这很可能是由于当地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很难再支撑更多犀牛生活。

　　为破解这一困境，保育人员将栖息地恢复作为重中之重，在国际资金资助下，印尼官方雇用周边社区居民清理被砂糖椰子入侵的林地，补种原生植被以拓展适宜犀牛栖息的生境。必须承认的是，这种保育思路是清晰可行的，周边社区居民可以通过参与森林整治获得收入，也自然消解了他们砍伐原生林开荒的积极性，仅在最近十余年，乌戎库隆就恢复了5000公顷的原生林地。红外相机里不断出现的犀牛幼崽也侧证了栖息地恢复的成效。

　　乐观情绪渲染下，已有保育学者开始畅想至关重要的下一步——另寻他处重建一片至少4000公顷的栖息地，从乌戎库隆选择体格强壮、正处于繁殖阶段的5雄3雌作为“火种”，在未来20年内，这一物种的种群规模或许可以恢复到150+头，直到摆脱灭绝的厄运。

　　为何印尼的爪哇犀保育工作可以在栖息地恢复上屡有突破，却对时间跨度如此之久、猎杀规模如此之大的盗猎行为毫无察觉？

　　的确，尽管受到多份国际公约保护，但在全球尺度下，针对犀牛的盗猎规模却并未明显衰减，尤其是在南非、等犀牛栖息国，盗猎依然是影响犀牛种群恢复的主要因素，2023年，仅在南非就有499头南白犀被盗猎。这导致自2017年以来OB视讯，全球5种犀牛的总规模缩减了3.7%。

　　然而印尼的两种犀牛——爪哇犀和苏门答腊犀的盗猎新闻很少出现。在本次破获盗猎事件之前，上一次针对爪哇犀的盗猎还要追溯到1998年。曾有乐观的声音认为，这是印尼保护得力的表现，这并非夸夸其谈，活跃在乌戎库隆的犀牛保护巡视力量至少包括巡视陆上区域的印尼犀牛保护单位（RPUs），以及防范盗猎者从海路非法入侵的海上巡逻队，外界通往乌戎库隆的道路也早在国家公园设立之初就被切断。

　　站在今天回溯，印尼盗猎活动的长久消沉或许只是个概率学上的侥幸。爪哇犀种群规模极小，行踪又远比非洲近亲更难搜寻，其低矮的独角不如白犀、黑犀角更容易换取暴利，自然无法吸引国际性的盗猎网络关注，叠加当地较高频率的巡护力度，对爪哇犀的盗猎性价比并不高。但当Sunendi这样的本地社区居民掌握了翻查红外相机寻找犀牛的技巧，同时恰逢COVID-19大流行对日常巡护产生的严重影响，盗猎的风险收益比也在悄然逆转。

　　当然，巨额收益永远是催动盗猎发生的核心动机，其背后则是犀牛非法贸易旺盛的需求。长期以来，东亚地区一直是犀角非法贸易的核心市场之一，尤其以我国、越南两国最为突出。和象牙不同，东亚对犀角的应用场景除工艺品需求之外，“医用”需求更为旺盛，而且犀牛角的“药效”还在与时俱进的变化——从传统的祛热，已经演进到“抗癌”。

　　犀角的意向“消费群体”也比象牙要广泛的多，甚至并不局限于富人群体，笔者在家乡小城里就听过工薪阶层的癌症患者家属讨论犀角抗癌的传言，显然有购买的冲动。旺盛需求不仅指向受到保护的5种现生犀牛的角，甚至连西伯利亚冻土下埋藏的披毛犀亚化石犀角也包含其中，此前已出现过走私披毛犀角“入药”的新闻。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挖掘猛犸象牙和披毛犀角亚化石的雅库特“猛犸猎手”，其手持的披毛犀拍越南买家以1.4万美金的高价，最终磨粉流向医用

　　本次盗猎新闻备受关注，也因其反映出全球盗猎网络和非法消费市场的管制仍有不足。而这种不足很容易对爪哇犀、苏门答腊犀等极小种群物种带来毁灭性威胁。

　　几年前由我国中国农业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联合团队的研究认为，更新世前的犀牛类群就发生过大规模物种灭绝，一些现存犀牛物种已经经历并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小种群状态，它们也演化出了诸多适应小种群的特征。相较于古犀牛，现存犀牛物种的有害突变比例显著较低，这可能是因为现生的犀牛种群通过群体遗传选择，已经尽量清除掉了有害突变，以保证其小种群的健康。

　　生活在亚洲的另一种独角犀——印度犀（Rhinoceros unicornis）的保育案例也证明了犀牛顽强的生命力。上世纪初，印度犀也曾步入绝望的边缘，它也面临高强度的人类活动对栖息地的破坏、过度的猎杀威胁，其种群规模一度萎缩到不足200头，但在印度和尼泊尔当局的严格保护下，今天的印度犀已经持续恢复到4000头左右。

　　在骤然损失1/3的种群后，爪哇犀正在直面比印度犀更严峻的局面，阿纳克喀拉喀托火山的不确定性也让对爪哇犀的保护无法像印度犀一样徐徐图之，它的命运或许真需要仰赖一丝好运气。但在祈求天时地利的眷顾之外，尽快重振信心，查补保育工作的短板，更积极的推进种群恢复和异地种群引入工作，才是决定它何去何从的关键。

　　这也并非只需要印尼一国努力。打击全球野生动物非法网络需要凝结各方智、力，最终的目的也不仅为保护爪哇犀。而在并不久远的历史上，中国也曾留下爪哇犀、苏门答腊犀和印度犀的足迹，在先祖铸就的铜器上，还能品味到巨兽孔武的风采，或许，当它们最终走出灭绝的阴霾，也能再次回到神州大地，续写未尽的故事。